1.假如地球与行星相撞

滨州医学院二系的朱天兴十几岁的时候，一场车祸使他的腿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，面对他的从此将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世界。他感到绝望，他痛恨命运对他的不公。一次，他走在大街上，一群民工在嘲笑一位拄着拐杖的残疾人，他在顿时热血沸腾，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去，以自己瘦小的身躯与民工打起来，他要教训教训这些恶作剧的人们，要让他们明白，残疾人不但有自己的人格，而且他们的人格比别人更高尚！

“但是从那以后，”朱天兴说，“我整整两年没有出门。”

朱天兴已经被这个世界深深地伤害。他怕出门，怕见人，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有偏见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时时刻刻在提醒他身体的缺陷，他只有走向内心，走向自闭。然而他是多么渴望把自己向世界全部打开，在一个晴朗的天空里潇洒自如地生存。多年以后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滨州医学院二系，在这里，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

“假如地球与行星相撞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滨州医学院二系的刘志敏老师有一天这样问他的学生们。“我们去抱头痛哭？我们消沉悲观？我们大喊大叫？如果是我，我不会这样做的，我会泡上一杯很香的浓茶，然后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，我要坦然地年头这个世界的变化――也许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，但我要你们的是，命运中有许多无法改变的东西，我们必须接受和面对，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天已经塌了，然后才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支点去完善改变自己的人生。世界上有许多不可改变的东西，也有许多可以改变的东西，我们要用这些可以改变的东西去弥补不可改变的东西。”

“你们必须走出自己的阴影，如果你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那就没有人会看得起你们！”

2.妈妈背上的岁月

闫虎全现在是滨州医学院“北十字星”文学社社长，他来自山西省一个贫困地区。在闫虎全尚不懂事的时候，一次意外的事故使他的左手被严重烫伤，母亲倾尽了家产为他治病。谁知祸不单行，这时候他的奶奶去世了。他们家卖了一百斤口粮才给老人发了丧。三年后，有人告诉他上海有“名医”来太原会诊，母亲狠心卖了两只羊，拿着全部积蓄上了太原。做手术时，由于用的是“全麻”，手术后的闫虎全竟然不会走路了。大夫说是缺营养，母亲买了一篓鸡蛋给他吃，而她自己却顿顿喝稀饭……8岁那年，“名医”又来太原会诊，他又被送进了手术室。然而当他从麻醉中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母亲的六月的酷暑中身披棉被仍瑟瑟发抖，闫虎全的左手已变成了一个圆球状的怪物！

十几年后，在闫虎全的学业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死于脑血栓。闫虎全跪在父亲的坟前，漠然地看着纸幌在风中瑟瑟悲鸣，他对母亲说，娘，咱不读书了。母亲生平第一次打了他一记耳光，他又怆然走在回校的路上。

终于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闫虎全收到了滨州医学院的录取通知。他在秋风乍起的天气里坐上了开往山东的火车。同车厢里有许多刚被录取的大学生，但闫虎全知道他跟他们不一样，他的起飞比任何人都要艰难。作为一个尚未成年的残疾少年，他的天地是狭窄的，母亲就是他精神的家园，而今他将远离这个家园，去奔赴另外一个家园。他将在很长时间内看不到母亲那张慈祥而多皱的脸，听不见母亲灶间哔剥的柴火声。火车缓缓启动，泪水在他的眼中流了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3.二系的课堂

朱天兴、闫虎全等人能够在滨州医学院的校园里团聚一堂，他们是幸运的。滨医二系，是全国第一个五年本科制的残疾人医学系，招收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残疾大学生。在全国高校的招生制度中，几乎所有高校都对残疾人考生进行限制。前几年，辽宁沈阳师大破例招收了5名残疾人大学生，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。然而在滨州医学院，自1985年以来，已有595名残疾人在此就读。

1985年夏天，安徽籍考生张雷高考分数超过本省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69分，但是由于　他左眼残疾，最终被大学拒之门外。好强的张雷投书《半月谈》，请求社会给他一个公道，然而没有人给他这个公道。时隔11年，《半月谈》上这篇题为《谁来帮帮这个农民的儿子》的文章被滨州医学院的领导们发现了。“不能让这样优秀的孩子无学可上！”他们决定破格录取这位左眼残疾的学生到校就读。电话在《半月谈》杂志社、安徽招办、淮北考生张雷之间频繁往来。1996年11月5月日，张雷终于来到滨医，领受了这份11年前就应该拥有的温暖。

滨医二系的贡献在于，它为残疾人的成长教育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环境。这里没有偏见，残疾人之间可以互相交流。“但是我们注意到了一点，”二系主任李克祥说，“我们不能仅仅提供残疾人之间互相交流的机会，而且要提供残疾人与健康人交流的机会，我们经常把一系学生和二系学生聚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，让他们互相了解。我们可以在一个学校中设立一个残疾人系，却不能高立一个残疾人学校，因为如果在校园中他们接触的全是残疾人，那么毕业后他们走到社会上去就不能有一个健康的心态。”

在二系这个大家庭里，他们多年来蛰伏的心在和煦的阳光中逐渐苏醒。在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中，二系学生踊跃参加，人们惊奇地发现，二系学生的水平一点也不比一系差。在学校组织的文学作品比赛中，前两名是二系的，在学校举行的演讲比赛中，前三名是二系的。学校在划分卫生区的时候，校领导提出不给他们分派劳动任务，但二系的学生不同意，他们主动要求了一块卫生区，而且几年来，他们的卫生区一直是全校最干净的。

“我们与健康人身体上有差异，但心理上不能有差异。”二系的马运鹏是一个开开朗的小伙子，他说：“过去我常常自卑，但现在我很自信，既然我自己许多事都比别人做得好，身体残疾又不是我的过错，那我为什么自卑？我现在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人，也许只有当我用脚去踢别人的时候我才会想到自己是一个残疾人，但我是不会用脚去踢别人的！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4.暑假打工－－我们的“阳光计划”

在校园这个象牙塔里，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着，到了社会上他们会怎么样呢？他们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。就像白天到来之前，鸟儿会在黎明前的晨曦中亮一亮自己的羽翅，二系的学生很想走出校门去看一看。为了适应社会，锻炼锻炼自己的能力，也为了赚点钱，为远方的爹妈减轻点负担，今年暑假，他们实施了自己的暑假打工计划。

考虑到身体的实际情况，二系学生最理想的打工职业是家教。每到下班时间，学生们就举着牌子上街了。李峰同学在暑假开始的时候，找了三天没有找到工作。“那三天，我在脖子上挂着块牌子，在大街上转悠。没有人要我。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通过给电台的主持人点歌，让她为我作一点介绍，这一招很灵，我找到了两份家教工作，一个是初中毕业生，一个是初二学生，隔一天上一次课，每小时5块钱，20天下来，收入了250块钱。”

当我问到家长和孩子对残疾人有没有偏见时，李峰说：“没有没有，彼此都挺喜欢，两家人都面对我很客气，就像对待真老师一样，感觉很舒服，家长对我比较满意，每次去还请我吃水果。”朱天兴的家教是老师为他找的。他坦言家里穷，他想能在暑假通过打工挣足下半年的学费。他教的是两个女孩子，孩子的父母对他十分信任，他们白天不回家，就把这两个孩子完全托付给朱天兴。而且见面第一天，孩子家长就把一个月的薪水预付了。

“这家孩子的父母请我做家教，并不是让我教给他们孩子什么，而是让我教她们怎样去学，也就是让她们学习一种思想和精神。可是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，总是开小差，有一次还不到休息时间，一个孩子忽然对我说：你走吧！当时我内心很悲凉，有一种被雇佣的感觉。”朱天兴说到这儿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：“大概是我太敏感了，这你也许能理解，现在的孩子都这样任性，这需要去引导嘛！”

在找家教的学生当中，俞国先是最幸运的。“我到了大街上，不到10分钟就有人来找家庭教师，这位家长的孩子也有点残疾，他们对于我能够上大学感到十分羡慕。那孩子挺聪明，只是不喜欢学习，喜欢说话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调动他的积极性上了。家教效果还不错。家长不但把说好的工资全部兑现，而且额外给我买了一件T恤衫，康威牌的，名牌。”

在暑假找工的二系学生里，除了做家教以外，有的人在电脑公司帮忙，有的人当推销员，有的人去了报社，他们的收获有大有小，挣到的钱都不算很多，但他们过得都挺开心，因为他们头顶上的乌云正在一点一点地散去，他们终于可以带着健康的心情，走进生活的阳光。马运鹏同学业告诉我，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：“抛下我们的羞涩，留下我们的光彩。”这句话来自张海迪《生命的追问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