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难用语言描述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。

素昧平生。

但是，在他们生命终结的那一刻，无论白天黑夜，哪怕风雨兼程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奔向他们。

为他们梳妆、更衣，有时会轻轻合上他们未来得及闭上的双目，有时又会低声告慰他们未能言尽的心愿。

哭声向四周回响，他常常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默哀、告别……入殓、启程！

已经近六旬的人了，他却始终坚持和同事们一起扛起灵柩，缓缓移步车前。

他觉得，走好这每一步都是一种使命，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。

他们，是一群遗体捐献志愿者，生前许下心愿：将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事业。

而他，是一位遗体捐献联络员——学校资产管理处的王扣福老师。

12年来，他怀着一颗赤心和满腔深情，将200余位捐献者迎进滨医，迎进医学殿堂，让人间大爱以另一种方式延续。

担当！为了一份朴素的信仰

王扣福老师算是学校的“老”人了。在校42年，从采购员到会计再到从事物资供应、进出发放工作 ，人们对他的口碑几乎一致：“交办他的活儿，一百个放心”。

2007年，他遇到了人生中最棘手的一份活儿：联络和接收遗体。当时校领导找他商量：

学校教学和实验人体标本严重缺乏，急需专人与各地红十字会建立长期联系，拓宽遗体收集来源，确保医学教学研究有足够的资源支撑。

“这是一份非常特殊的资产，老王，你能不能担起来？”

王老师纠结过。亲戚朋友也强烈反对，“工作不讨彩头，也得图个吉利吧？和尸体打交道，晦气！”

王老师多少年养成了一份朴素的信仰：“只要学校需要我做的事，我就要担当，而且一定要认认真真做好”。拿这把尺子一卡，他很快就想通了，还忙着做亲人的思想工作：“是工作总要有人做，况且这件事意义大、责任大，是光荣事！”

第一次去接收遗体，就给了王老师一个下马威。

病房内外人声、哭声乱成一片，捐献者因病痛折磨，逝时面容自难平复。他努力克服着心理不适感，一边安抚家属一边办交接手续。可是送灵这一路，家属们哭着拦着，时不时扑在灵车上，几次险些出事故。王老师和同事们惊出一身汗，总算平安地将遗体拉回学校。“回来一个星期，我都睡不着觉，那些场面老在脑子里重复。”

慢慢地，王老师琢磨出干好这件事，得有两把“刷子”：一是尽“脚力”，二是尽“心力”。

当时，遗体的来源渠道狭窄。“只有烟台和威海红十字会和我们联系，每年的遗体也就六、七例”，王老师全省挨家跑，寻求各地红十字会的帮助，“对待别人要尽心尽力，一心一意，用认真的态度感动红十字会，他们才更愿意帮助我们完成心愿。”

夜里近12点，德州红会电话来了：有具遗体将在次日早晨八点举行追悼会，能来么？

“能！赶过去！”从找车、找人到赶路，王老师星夜兼程，凌晨五点就赶到了德州。

大年初一，临沂红会电话来了：有遗体要捐献，你们来接收么？“千方百计想办法，赶过去！”学校资产管理处全力支持，联系殡仪馆、协调出行人员和后期灌注遗体的老师，确保王老师又一次兑现承诺。

淄博红会电话来了：我们这儿长期联系的单位对接收工作有条件，你们什么条件？“我们无条件，随叫随到，说到做到！”从此，淄博红会成了学校稳定的资源库。

两个手机并用，24小时开机状态，百余个红会联系信息源，随叫随到从不说“不”的拼劲儿，成了王老师开展工作的“利器”。截至目前，烟台、威海、日照、枣庄、淄博、东营、滨州、德州、青岛、临沂等省内多地的红十字会每年固定为我校提供遗体资源。捐赠遗体接收数量逐年递增，从2007年的6例上升至2018年的45例。今年到目前已接收40例。

传承！为了一份神圣的大爱

王扣福老师有一个本子，专门记载着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基本信息。他们中，有为共和国奉献一生的高校党委书记，有获得劳模称号的先进人物，也有在油田中艰苦奋斗的普通工人。

他视之若宝贝，因为“每一例遗体捐献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一例都有值得珍藏的伟大之处”。

按照相关规定，捐献人、红十字会、受捐单位三方处于信息相对闭合状态，但在接收遗体过程中，王老师仍然捕捉到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。

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位党委书记，生前就致力支持医学事业的研究，临终前，他立嘱将自己身上可以用的器官捐赠，剩下的遗体则用于医学研究，“希望最后再为国家做一点贡献”。

威海市的老两口，生前用全部的积蓄帮助了100多名孩子上学，去世的时候也都把遗体捐献给需要的地方。

最令王老师难忘的是一位军人和他的遗孀孙女士。2003年《山东省遗体捐献条例》颁布后，夫妇俩第一个到烟台市红十字会填写了遗体捐献登记表，互为执行人。2016年丈夫因病去世，王老师是现场见证人和接收人。三年来，每逢清明时节，孙女士都会带一束花和夫妇合影相册，悄悄地在学校解剖楼前留个影，或者到仁心湖边坐一坐。今年6月，孙女士将两万元积蓄捐给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。

这位79岁的老人，说起捐钱捐遗体这件事，显得平静而自然，“在岗位的时候，也没做过什么大贡献，可是国家却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好好的。每月都拿着四、五千元的退休金还有医保，够吃够喝看病报销。我们能给社会做点事、给孩子们做点服务，身后还能相伴一起，何乐不为？”

“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走进滨医，都是相当了不起的人”，王扣福老师动情地说，“他们就像是滨医的亲人，延续着学校的大爱传承”。

在王扣福老师的记忆里，曾经的校党委副书记梁树樱、解剖教研室王沪祥老师都把遗体永远留在了滨医。他至今回想起来，依然历历在目，“他们都特别厚道和善，对同事、对学生发自肺腑地关心爱护。”

“我跟沪祥老师很熟悉，学校刚在滨州扎根的时候，日子很苦。可他总是乐呵呵的，经常找我们几个年轻的单身汉聊聊。他也有苦恼的事，就是作为解剖教研室的副教授，没有足够的标本给学生们演示。为了解决这个困难，他经常到外地四处联系遗体源，有时找到了，就亲自去拉回来。”

让王老师一辈子难忘的，是最后迎来沪祥教授的那个场景。1983年12月末，王沪祥教授在青岛病逝，他的遗嘱上写着：对“我”做病理研究，骨骼保留在滨州医学院。那个寒冷的冬日，师生们守候在滨州校区北大门，一直默默地等着拉着老师遗体的救护车驶来，“老师，回家了！”从校门口到解剖室那一路，师生们哭得那么痛，走了那么久……“今天我做这件事，是跟老师的缘分，也是跟社会上好人们的缘分，没有理由做不好”，扣福老师流着泪掏出了心窝里的话。

坚守！为了一项生命的重托

“没有理由做不好！”

这是一份生命的重托。

因为心头装着这些故事，现在遇到再复杂的场面，王老师都不觉得畏惧。他守护着逝者，细细打理好遗容；他抚恤着家属们，帮助处理急事难事；他宣读着神圣的致辞，让永别的泪水变成不泯的告慰……去年冬天，王老师到滨州市人民医院接受一具遗体。医院的电梯坏了，他和灵车司机一起，顺着楼梯一级一级把遗体往下抬。逝者是位一米八多的大个子，王老师不足一米七的身板，扛起来非常吃力。不锈钢担架不小心从手中滑落，硬生生撞在老师的膝盖上，他咬牙忍住痛把遗体抬进灵车。后经磁共振检查为半月板撕裂，膝盖里有碎骨，需要手术。为了不耽误工作，王老师坚持熬到年关放假，才到医院做了手术。

术后第五天，大年初二，王老师收到了一例来自海阳市的遗体捐献消息。他拄着双拐坐上灵车赶到了当地。看到王老师艰难忙碌的身影，逝者的家属们再一次落泪了，争着搬过椅子让他歇一歇。王老师还是那句老话：“我是滨州医学院的联络员，是红十字会的会员，理应做这些工作。”

人们劝他：年纪大了，不用亲自上去抬了。可他总是有股子执念：“这件事不能看，只能干，到了谁眼前，都会情不自禁。”

“抬担架一定要平稳，头在后，脚在前，前面稍微低一点，让遗体有一个向上微扬的角度。接近灵车的时候要轻，慢慢地把遗体放进去，这样才能充分表达对遗体的尊敬，每具遗体都是神圣的。”

因为心中装着这份神圣的嘱托，王老师用臂膀，一次次做着挺起与托举的动作，一次次全身心完成工作。

让他开心的是，近几年随着社会宣传力度的加大，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转变，自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人越来越多，“在学校，领导和同事们总是给我这个联络员一路开绿灯。解剖实验室李滨等一批坚守者，更是精心完成遗体后期灌注工作”。

王老师说，每当新生在解剖楼沪祥老师塑像前鞠躬宣誓的时候，他心里都特别激动。他一直记得，当年沪祥老师希望学子们摸着他的骨骼一步步走向医学殿堂，今天他自己则希望孩子们，能够记住这些像沪祥老师一样的人，记住他们的故事，记住他们厚重的情谊，记住自己的责任，“好好学习，为学校争光，为社会多做贡献！”

今年，王老师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。

他却时刻准备着，“只要需要，我就接着干，直到干不动为止”。

太阳每天都会升起，而他，愿做托着阳光大爱升起的人。